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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用团结的力量扫除疫情阴霾”（国际社会看中国优化疫情防控措施）******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许多在华工作和生活的外国友人选择留在中国，与中国人民共克时艰。他们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因时因势优化调整防控措施，大家生活在中国很安心。相信中国一定能够扫除疫情阴霾，取得抗击疫情的最终胜利。

　　“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

　　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意大利裔美国人马里奥·卡瓦洛已在中国工作多年，亲眼见证了中国近3年来的抗疫历程。他认为，中国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断提升疫情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有效性，护佑人民群众健康安全，“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生活在这里，我感到非常安全”。

　　哈萨克斯坦眼科医生卡培拉别科夫·萨夫留别克·萨达维奇多年来一直在黑龙江大庆眼科医院工作，接诊近20万名中国眼疾患者。“这3年来，在中国所见所闻和所经历的一切，都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无数的中国医务人员、基层工作者不畏艰险、勇毅坚守，他们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忘我的工作状态令人感动。”卡培拉别科夫深刻感受到，中国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抗击疫情。“从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到常态化疫情防控，再到迎战德尔塔、奥密克戎，中国积极主动应对挑战，根据病毒变异的特点趋势和临床治疗的实践经验，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

　　来自委内瑞拉的视频博主萨维德在深圳居住和工作，他的社交媒体账号中有不少关于中国抗疫的内容。近3年来，萨维德见证了中国抗疫的决心和行动。“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国投入优秀的医生、先进的设备、急需的资源，全力以赴筑牢一道道疫情防控屏障。”萨维德还受邀走访了火眼实验室，了解科技如何助力疫情防控。他说：“中国科研人员的敬业精神和专业素养令人敬佩。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为世界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

　　来自孟加拉国的学者莫斯塔克·阿赫迈德·加力布现在是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跨文化交流与“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他依然清晰记得疫情发生之初，大家守望相助的情景。当他所居住的小区物资短缺之时，社区、学校纷纷施以援手，让他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我感受到了中国人民团结的力量，正是这股力量让中国战胜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

　　“中国的做法是科学、经得住考验的”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马来西亚籍研究员蔡佩娥在广东疫情严峻时，和同事们一起奔赴一线担任志愿者。当前，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蔡佩娥看到中国各地正进一步扩大医疗资源和医疗服务的供给，积极发挥社区医疗卫生机构、互联网医院作用，方便民众获得健康咨询、就医指导和预约诊疗等服务。她认为，中国坚持科学精准防控，主动优化调整防疫举措，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加力布表示，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的基本国情。疫情发生以来，中国防疫措施的每一次优化调整都充分考虑了环境变化和现实需求，为药物研发、医疗救治能力增强、全民广泛接种疫苗赢得了宝贵的窗口期。“事实证明，中国的做法是科学、经得住考验的。”

　　卡培拉别科夫表示，经过近3年的抗疫，中国医疗卫生和疾控体系经受住了考验，拥有更加有效的诊疗技术和药物，全人群疫苗完全接种率超过90%，民众的健康意识和素养明显提升，为进一步优化完善防控措施创造了条件。中国将新冠病毒感染调整为“乙类乙管”，有助于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中国在应对疫情中的巨大公共卫生投入，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学习。”在黑龙江大庆眼科医院工作的俄罗斯眼科医生热烈兹诺夫·伊戈尔·瓦列里耶维奇认为，始终尽全力护佑每一个生命，是中国抗击疫情的宗旨。面对世纪疫情，中国根据实际情况精准施策，让各项防控工作更科学、更精准、更有温度、更富成效。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进一步展现澎湃活力”

　　“今年中国经济前景更加值得期待。”萨维德说，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中国持续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各地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恢复，民众的消费热情回升，旅游业、航空业等行业出现很多积极变化。“不断优化调整防疫政策的中国，今年将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持续贡献力量。”

　　蔡佩娥表示，中国调整防疫举措，不是“躺平”，而是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相信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进一步展现澎湃活力”。

　　喀麦隆青年门杜现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他表示，中国科学研判，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在全球高通胀背景下，中国政府保证了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和物价总体平稳。中国经济拥有强大韧性和巨大潜力，长期向好基本面没有变。”

　　加力布对中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充满信心。他表示：“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将抗疫和疫苗列为八大重点合作领域之一，中国致力于团结各方携手抗疫、共克时艰，汇聚全球抗疫合力，展现出负责任大国担当。”

　　“中国优化疫情防控措施正当其时。”抗疫期间，面对西方国家一些媒体对中国疫情防控工作的不公正舆论，卡瓦洛多次发表文章，呼吁国际社会客观看待。他表示，当前，中国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中国各地生产生活秩序正在逐步恢复，热闹的“烟火气”回来了。

　　热烈兹诺夫表示，面对疫情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凸显。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武器。从防控疫情到恢复经济社会秩序，都离不开紧密有效的全球合作。“期待各方用团结的力量扫除疫情阴霾，一起迈向美好未来。”（刘 融 屈 佩 时元皓）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